中聯反擊三一角色成謎
10月25日，陽光透過薄薄的霧霾照射在長沙。入秋的中國工程機械之都，已經有些涼意。
這一天，這個城市的兩個支柱企業的領導層，都很忙碌。位于星沙工業區的三一重工，標志性的18號廠房門口擺上了紅地毯，董事長梁穩根穿戴整齊，在簇擁之下等待著來訪的貴賓。
而湘江對岸，位于銀盆嶺的中聯重科總部，正在緊張地籌劃著即將于次日早間播出的一期電視節目。董秘申柯先是下到工廠里，以車間為背景接受央視記者的采訪，然后再來到辦公室，指著電腦屏幕，以便攝像拍攝下那些曾給他們帶來很多麻煩的報道文字。
此時的兩個企業，因為一起跨省拘捕記者的“大戲”，已經引來全國范圍的關注。中聯重科的壓力顯然更大，他們正遭受巨大的質疑，但因為對這一切有足夠的預期，他們仍在有條不紊地準備著下一步棋。
而同城對手三一重工，忙碌之下則顯得有些忐忑。“動作這么大，肯定是沖著我們來的，（我們）只能等著。”一位內部人士告訴騰訊財經。此前，中聯重科已經向媒體暗示記者被抓事件背后與三一重工有著某種關聯，但畢竟沒有正式的指控，10月25日，三一重工宣傳部負責人對騰訊財經表示對此案無法置評。
但該來的總是要來。
次日，一個周末的清晨，央視新聞頻道的報道讓此前幾乎一邊倒的對中聯重科討伐的輿論發生扭轉，在這則新聞中，新快報記者陳永洲向長沙民警“坦承，為顯示自己有能耐、獲取更多名利，其受人指使，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連續發表針對中聯重科的大量失實報道，致使中聯重科聲譽嚴重受損，導致廣大股民損失慘重。”
盡管播報中沒有直接提到三一重工，但新聞視頻中巧妙地顯示出陳永洲正在簽名的筆錄上“三一重工”的字樣。這意味著，目前進展到“中間人”階段的偵查工作，最終牽涉到三一重工已幾無懸念。
而此時的三一重工宣傳部負責人，已經不再接聽媒體的電話。中聯重科則一下子從巨大壓力中翻身，由備受指責的“加害者”，轉變成為“受害者”。
在一片對媒體記者喪失職業操守的聲討、失望當中，也有很多法律、媒體從業人士在呼吁受賄并不意味著損害商譽罪成立，報道是否真的“失實”應由法庭而非警方、媒體或陳永洲自己下結論。這個案件仍有太多這樣爭議點。
但沒有爭議的是，這場熱鬧的大戲，仍然沒有脫離縈繞在這個城市，已經上演十多年的劇本——只不過比以前演的更熱鬧，并且在“死對頭”中聯和三一之間的第三方，政府之外，增添了媒體這一角色罷了。
而這出兩個同城、同行業企業的惡性競爭戲碼，已經讓雙方的底層員工戰戰兢兢，中層干部疲于奔命，高層亦時常陷入輿論漩渦。然而，無論是目前“戰火”的延燒，還是企業的基本面，他們失望地發現，爭斗短期內仍然看不到盡頭。
籌劃已久的一次反擊
“我們和公安不熟。”中聯重科的一位宣傳部人士對騰訊財經說。當時，微博上正在流傳警方抓捕陳永洲的奔馳商務車來自中聯重科的消息。
“我們和公安不熟。”
—— 中聯重科
10月25日下午，在騰訊財經多次提出溝通需求后，中聯重科最終派出了上述宣傳部人士進行接待。他對騰訊財經澄清公司與公安關系的傳言，稱中聯只是報案人，之后的一切工作都由公安部門推進與公布，中聯并不清楚案件已經進展到哪一步。
但從次日央視報道中看守所電子時鐘呈現的“2013年10月25日12：36”的時間，以及董秘申柯的出鏡來看，在上述人士否認的同時，中聯重科實際已經獲悉案件進展，并在配合央視的采訪錄制工作。騰訊財經從知情人士處獲悉，央視報道中出現的電腦屏幕上新快報稿件的鏡頭，是在申柯辦公室里錄制的。
騰訊財經此前在長沙多方走訪，幾乎所有人都預測到了之后公布的記者受賄的情況。“中聯和詹純新都以穩健著稱，突然如此高調地聯合警方跨省抓記者，置自己于風口浪尖上，一定是做好了長遠規劃。”熟悉中聯的人士對騰訊財經說，以涉嫌損害商譽罪名抓捕，但最終以受賄罪名起訴，或為事態發展的籌劃方向。
中聯重科有充足的時間做好準備。據中聯重科董事長助理杜鋒向騰訊財經介紹，公司副總裁、首席法律顧問孫昌軍，曾于今年6月12日主動與新快報高層協商，希望報社能夠到中聯重科實地調查采訪，以澄清相關報道中不實的內容，但遭到拒絕。
而據央視報道，中聯重科于9月9日向長沙警方報案，9月16日正式立案。從6月雙方溝通無果，到9月份報案，中聯重科經過了三個月的準備期。而騰訊財經獲悉，幾乎就在立案的同時，中秋節（9月19日）前夕，孫昌軍曾在一次對外飯局上透露，“等著吧，中聯（針對三一）最近要有一個大動作。”
在長沙的政商界人士中，還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雖然具體執行案件的是長沙市公安部門，但做出抓人決策的是湖南省公安部門。而26日新華網報道中“記者25日從湖南公安部門獲悉”的表述或可印證這一說法。
此外，還有傳言稱，因為涉及到新聞媒體及可能遭受的輿論壓力，湖南省公安部門在行動前曾向湖南省委宣傳部征詢過意見，得到的回復是“此事要慎重”，但因為掌握的記者受賄證據充分，公安部門最終實施了抓捕。這一傳言未獲公安及湖南官方的證實。
此次影響如此之大的事件中，中聯重科的主動反擊，與去年年底“三一遷都北京”事件時的表現形成對比。當時，三一通過眾多媒體發出聲音，指責中聯重科對其進行了眾多打壓，令其不得不將總部搬離長沙。而中聯重科只是發布聲明否認媒體的報道，更多時候選擇了回避與低調。
今年1月份，中聯重科的股東之一弘毅投資總裁趙令歡對騰訊財經表示，自己曾與詹純新就三一“遷都”之事交換看法，均認為應以大局為重，避免打口水仗。“總得有一家開始去做良性競爭、做負責任的事。”
不過，春節過后，中聯之前的低調策略有所改變，先是由獨立董事經過調查后發出聲明否認《三一恨別長沙》等媒體報道內容，并曾出現過高管與新快報人員在微博上的“罵戰”，并最終在經過三個月的醞釀準備期后，通過當地公安機關發起了此次反擊。
“沉穩就是不輕易出手，出手即是重招。”上述熟悉中聯的人士評價稱。
內斗背后的政商生態
在“遷都”和“拘捕記者”兩次風波中，不難發現三一和中聯在斗爭中借力對象的不同。作為民營企業的三一，機制靈活，時常借力媒體，不僅“遷都”一事，最近一年起訴奧巴馬、以及2010年智利礦工救援事件，均成為三一的“事件營銷”成功案例；而中聯重科作為湖南國資委監管下的企業，在必要時候則采取了報案、引入公安部門介入的方式。
在這種借力的過程中，雙方相互指責對方存在不恰當的行為。例如，此次新快報連續負面報道事件，就被中聯認為是競爭對手聯手媒體的行為，目前的陳永洲筆錄也已經指向三一重工；而三一喊委屈的“間諜門”、“綁架門”、“海關門”等事件，均指責中聯重科利用了自己良好的政府關系。
盡管梁穩根聲稱愿意將企業捐獻給國家，成為少有的民營企業家“十八大”代表，并一度有傳言稱其將從政、甚至可能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但騰訊財經在長沙接觸到的各方人士，普遍都認同三一重工相比中聯重科政治資源遜色的說法。
而相比中國其他省份，湖南的一大特色便是政治色彩濃厚。“你看那些著名的官場小說，《二號首長》、《人大主任》，作者基本都是湖南人，好多素材也來自湖南官場。”當地的一名公務員對騰訊財經說。他指出，湖南的官場生態有個長期特點，在于本地籍的高官較多，這個現象直到近年來才得以改善，而眾多傳言均指中聯重科在本地政治資源中占據優勢。
不過，三一同樣有著自己的優勢來贏得政府的支持。多位長期跟蹤三一和中聯的觀察人士對騰訊財經稱，在工程機械的市場上，起步更早、擁有更靈活的機制的三一長期處于領跑中聯的狀態，并給湖南帶來了良好的稅收、就業、GDP增長。在以經濟發展作為政績考核的首要因素條件下，三一獲得了湖南政府的財政補貼等諸多政策。
多名長沙本地人士對騰訊財經表示，在湖南的政商生態中，高層對于兩家企業采取較為平衡的方式，但在具體的行政部門辦事中，中聯占據優勢。
例如，在2008年對于意大利CIFA的競購過程中，最終在湖南省發改委的協調下，由中聯獲得并購機會；2012年對普茨邁斯特的競購過程中，中聯重科再次率先獲得發改委的“路條”，奈何三一重工“鋌而走險”率先與對方簽約，造成既成事實，中聯忍氣作罷。
而二者之間的競爭雖然綿延十余年，明顯惡化卻是始于CIFA收購戰。當時，金融危機的到來營造了海外收購的機會，同時三一中聯也同時認識到了國內市場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2010年史上最嚴房地產調控后導致行業長期低迷時顯得更為明顯。在此之前，盡管二者時常有各種摩擦，但高速發展的大盤子，使得雙方各自都有足夠發展空間，直到國際并購、以及國內市場低迷的出現，才讓二者短兵相接。
為了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2011年8月，在時任湖南省省長徐守盛的見證下，梁穩根和詹純新簽署了一份行業自律公約并握手，承諾不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但諷刺的是，偏偏是簽署了這份自律公約之后，二者的爭斗反而更為激烈。
在宣布將總部遷往北京之時，三一不斷強調并非對湖南政府不滿。然而，他們也同時對外承認，北京的政治資源是“遷都”的重要因素。“以后再有并購戰，拿發改委‘路條’時，我們找北京發改委，他們找湖南發改委，至少我們不會弱勢了。”三一內部人士對騰訊財經稱。
如履薄冰的基層視角
三一的“遷都”，最終只是將注冊地更改為北京，只有相當少部分的人搬往北京，這讓眾多曾經擔憂背井離鄉的總部員工放下心來。留在長沙，意味著家庭、生活的穩定，但同時也意味著，將繼續在這個城市里承受兩個企業的惡性競爭帶來的如履薄冰。
三一總部一名基層員工對騰訊財經講述了這樣一個細節。一個同學來到長沙出差，自己原本打算過去請同學吃飯，盡地主之誼，但當聽說同學住的酒店就在中聯重科總部附近時，他只好讓對方打車過到湘江這側來。“不敢在那個地方出現，萬一被誰看見，說不清楚的。”
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局限在星沙，這個長沙縣的縣政府所在地，很少到湘江對岸的長沙市區去。三一不錯的待遇，幫助他畢業三四年即在星沙買了房子。與競爭對手的敏感關系，盡管整體上對生活影響不大，但總是一個隨時可能出現的疙瘩，比如畢業于長當地名校中南大學的他，不得不與畢業后進入中聯重科的同學，相互之間刻意保持距離。
他透露，三一的單身男性員工，往往成了“湘妹子”的“搶手貨”。與大部分民企不同的是，三一內部也鼓勵員工相互結合。對于正當談婚論嫁的這些男青年們，唯一的禁區是：“不要和中聯重科的女生談戀愛。”
對生活影響更大的主要是一些中層的干部。這些人是諸多惡性競爭手段的執行者，為了自身的工作前途，而不得不與對手不斷糾纏。長期以來，這種你來我往的口水仗、甚至“無間道”的戲碼，讓他們疲于奔命，公開場合高聲指責對手，私底下則抱怨這種生活“何時是頭”。
有意思的是，海外市場似乎是個“世外桃源”。一名曾經被三一派駐到南亞某國的前員工告訴騰訊財經，在當地，三一和中聯的員工相互見到之后都會打招呼，甚至偶爾在訂單上還能相互協商，“大家在異國他鄉，都是中國人”。但隨著海外的泵送業務全部交給普茨邁斯特之后，他被召回到國內，立刻回歸到了這種敏感的關系當中。
這名員工在回歸長沙之后，正值2012年三一的“裁員潮”，在被通知將調往北方之后，他選擇了主動離職。這撥“裁員潮”同樣給上述的總部基層員工造成了困擾，作為其中的較為優秀者，他成功留在了公司，但很多畢業一起進入三一的朋友，均紛紛離職，以前下班后一起在不遠處的長沙師范學校踢球的同事，可以組成一只完整的足球隊，如今只剩下幾個子人。
這種行業不景氣造成的人員分流在泵送事業部仍在繼續。一名三一內部人士告訴騰訊財經，今年集團的港口機械、路面機械都有不錯的業績，但占比最大的泵送業務仍然處于低谷，目前未能銷售的庫存達到3000多臺，并稱競爭對手擁有5000臺的庫存。雙方在泵送業務上仍處于彼此“絕地拼殺”的狀態。
上述三一內部人士稱，去年集團實現了800多億的銷售收入，今年年初提出了1000億的計劃，但預估只能完成600多億。競爭對手的情況同樣糟糕，中聯重科上半年財報顯示銷售收入和利潤同比分別下滑約31%和48%。
不僅僅在傳統的競爭業務上要繼續“死磕”，就連雙方都在發展的多元化業務也“針尖對麥芒”。例如，中聯正在發展環衛車的業務，而三一緊接著開始進入這一領域，雙方展開對各地政府的城管大隊資源的爭奪；消防裝備等新的業務也同樣成為直接競爭對手。
無論是從目前仍處于爭議當中的新快報事件，還是從近期工程機械行業的整體景氣度，再到在新興業務上的競爭面的擴大，都說明，短期內兩個企業的競爭都仍將繼續，基層和中層員工們如履薄冰、疲于奔命的生活，仍然看不到盡頭。
還好最最基層的流水線工人沒有這個煩惱。同在星沙的中聯重科工程起重機公司，就緊鄰著三一重工科技園。夜幕降臨時，兩個工廠的沒有班可加的工人們，圍在一些帶有性暗示廣告的大篷車前，觀看著廉價的表演。
這個時候，終于沒有人提醒他們：你來自三一，他來自中聯。（騰訊財經劉中盛發自長沙）